就研究方法而言，本文擬以管制經濟學兩大課題，即「反托拉斯法」(antitrust law)與政府職能，分別探討抑商的可能原因以及傳統中國政府是大政府還是小政府。以此為基礎，就可以來探討傳統中國商人社會地位的演變，以及商人自願性組織在經濟活動所扮演的角色。最後，則是以清末公用及金融事業，包括郵政、電報、鐵路與金融為例，實際來探討政府與商人所扮演的角色。
　　就研究成果而言，第一、傳統中國政治與社會上的特色，包括中央集權、官僚政治、文治政府與重農抑商，均暗合反壟斷。這樣的結果有助於探討台灣中小企業的起源及老蔣小蔣時代所採之「政商分離」，是否與中國抑商傳統有關。
　　第二、就商人社會地位的演變而言，宋以降，社會上出現了所謂「士商合流」的趨勢，許多有關社會公益的事業也逐漸從士大夫手中轉移到商人身上。直到晚清重商主義的興起，政府才重視商務並保商獎商，提高商人的地位。
　　第三、以管制經濟學的角度，傳統中國政府不僅規模較小，對商業活動的規範也相當少，似乎可視之為「小政府」。而調節商業活動的功能均由商人自願性組織來完成。而商人組織所講求的「誠信」與以血緣地緣為連帶的人際網路，也具有降低策略性交易成本的功能。
　　第四、從清末公用及金融事業中可發現，就民間郵政與信用機構而言，政府沒有扮演任何角色，完全是因商業興盛而發展出來的。而電報與鐵路，在商業興盛地區，商辦的成績較佳。因此，吾人可謂在清末郵政、電報、鐵路及金融事業，商人的重要性不容忽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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